剖析“君子不器”
新世紀之爭將是人才之爭。因而出現“社會更需要通才還是專才”的激烈論爭也便在情理之中。執“通才”說者所持金牌論據之一就是孔子在論語中的一句話︰“君子不器。”
孔子何許人，“華族教育之鼻祖，國人道德之先師”也。置身於現代城市的鋼筋水泥叢林，大成寶殿的“萬世師表”匾或許不若昔時莊嚴閃亮，卻也仍在人們心中有沉甸甸的重量。有教無類，因材施教，不恥下問，多聞擇善等思想至今仍佔據許多中國人教育觀的核心。鼻祖之遺傳，導師之教誨，自應景仰隨從，豈複存有疑義？
筆者較同意通才論的觀點，但對用“君子不器”來佐証我國有培養通才的優良道統一說卻不敢苟同。筆者一凡人，本不敢冒犯聖人，“猥大人，侮聖人之言”，但西哲也雲“愛我師更愛真理”，故試論如下︰
“君子不器”就字面上理解是“君子不能象器皿一樣”。
首先是“君子”的說法，孔子認可的君子是集剛毅木訥、博學約禮、內圓外方、恭敬謹行、嚴己寬人、憂國憂民、舍生取義、殺生成仁等品格於一身的，是“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”的趨於完美的理想化的人，是社會上最高尚的人，而我們討論“通才專才”針對的是能適應現代社會的一般性人才。能有很多“君子”固然是好的，但正象梁啟超提出的，社會需要特出的英雄，更需要普通的英雄。用衡量“最高尚的人”的標準來衡量一般人，不是太過苛刻了嗎？
退一步說，孔聖人的君子是“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言”，是“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”而“不改其樂”的道德模型，而現代人才講求的是把握命運藐視威權，崇信的是個人價值合理消費，無論“通才”“專才”其首要衡量標準都是能否為社會生產力發展做出較大貢獻。當然在完善人格方面“君子”和“人才”有共通之處，但後者無疑較具功利性和實用性。
再來說“不器”，具體指“不能象器皿一樣只有一種用途”（強調博學）還是“不能象器皿一樣為人所役”（強調自主），甚至是“不能象器皿一樣麻木不仁”，都難有定論。
《論語》作為中華元典，歷來常有各注家望文及義自取所需的情況，比如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──千百年來，這句話都被斷成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後來西學東漸了，孔夫子的說法和“德先生”有悖了，康有為便把它斷成“民可使，由之；不可使，知之”，有人還不滿意，又斷成“民可，使由之；不可，使知之”，據說到最後的斷法是“民可使，由之不可，使知之”。意思全顛倒了。
這樣的對“聖人言”的附會，究竟能有多大的說複力呢？
即使採用“不能象器皿一樣只有一種用途”一說，孔子所謂的“不器”和今天的“通才”也有質的區別，不可同日而語︰
“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”器不妨引申為“工具”，意即“有用”，而孔子所認為的有用是“學而優則仕”，也即做官，孔子強調“不器”是為了獲取更多的知識以“治國平天下”。而我們現下為什麼提倡通才呢？是因為在現代社會高速發展的情況下，新學科新崗位不斷出現，而舊學科舊崗位的的內涵外延也不斷擴展翻新，如果現代人專業口徑過窄，就難以適應工作變化的需要。現代的通才有一個特點就是“知博行專”，即是說學習上要形成一定的知識基礎和應變潛能，在行動上在工作上卻要專一鑽研。而孔子所謂的“不器”卻是要有多種用途 ，和現代通才的要求可謂貌合而神離。
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積澱，這是我們的驕傲和財富，但我們要有足夠的理性態度去對待它，要有敏銳的現代眼光去辨別它。“五四”時代和“文革”時代對道統文化尤其是孔子思想的全盤否定是錯的，因為一個沒有歷史沒有道統的民族將踏在虛空；但言必稱“孔聖人”思必隨“馬導師”的做法也很有害處，一個有太多道統的國家也將陷於地底。象關於“通才專才”的爭論，國外的優秀大學，如劍橋牛津（通才甚至天才）、洪堡柏林（專才）、哈佛麻省（中庸）都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借鏡。教育是一個最富時代氣息的話題，當我們一次次把幾千年前的 君子不器”不合時宜的抬出來，是不是恰好反映了我們的底氣不足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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